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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教师杀人案更多内幕曝光，有些大学是该反思了
昨天下午，上海某大学发生一起暴力犯罪案件。
虽然通报没有说明是哪个大学，也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原因，但网上已有很多内幕被曝出。
说这是复旦大学发生的事，说是因为该教师非升即走考核不通过而行凶，被害对象是当时宣布解聘他的学院书记。
还说该教师其实非常优秀，是复旦大学第一届校长得主，是数学博士后，sci高级论文发过多篇，国家级项目也拿过。
当然这些说法现在都还是网上爆料，一切真相还有待警方调查公布；当然，无论如何，我们应该首先谴责凶手，无论如何理由都不能行凶作恶。
但之余呢？之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多些思考，尤其是一些大学该多些反思，反思为何这样一个优秀的教师会成为凶手。
首先，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心理健康，不仅重视学生也应该重视老师的心理健康。
现在很多老师都或多或少有心理问题，而心理的负面情绪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排解便会通过其他途径发泄出来。
“这个问题真的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再不能视而不见了，如果我们还不大力培养心理医生，只怕心理疾病会毁掉更多的优秀人才，提琴家宋晓晨因为抑郁症已经选择轻生，现在复旦博士后姜文华也因为心理疾病而选择夺去另一个人的生命。”
另外，如果爆料属实，我们也应该反思“非升即走”、“末位淘汰”等高校考核机制。
为什么现在很多老师有心理问题？为什么昨天该新闻爆出来后很多高校老师也在感叹自己压力山大？就是因为“非升即走”、“末位淘汰”等高校考核机制某种程度上的不合理。
老师当然也需要压力，但很多高校实施的“非升即走”、“末位淘汰”、绩效积分等高校考核机制给老师的压力太大了。
学术尤其是一些基础科学、人文科学需要长期的投入才会有大的产出，需要“板凳做得十年冷”，而且产出也不一定明显，比如有些人文著作学术价值很难量化衡量。
而“非升即走”、“末位淘汰”等高校考核机制则将学术量化，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必须有很大的产出，否则就请走人，这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学术规律的也是没太有人性的。
这样做，既会让老师压力、情绪巨大甚至可能会像复旦博士后姜文华一样铤而走险，更会导致学术“短平快”，从而难以有重大的学术成果产生。
有论文指出：“在我国所有公立高校或公立高校所有教师岗位全面引入‘非升即走’制度显然是不恰当的，应在对高校资源配置方式、职责任务、服务对象进行定位的基础上，通过立法规范教师岗位的分类管理，从平衡校方与教师权利与义务角度构建高校教师非终身教职制度。”
著名宪法学者童之伟教授昨天晚上也在朋友圈发文疾呼：我国高校“非升即走”的做法不符合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本国情，弊端甚多，极不公平，属盲目学习西方的极端做法，我从来不赞成。有必要以具体高校为实例，详细剖析“非升即走”的弊端和它极端的不公正性。
而且，“非升即走”、“末位淘汰”等高校考核机制主要评价标准还是看论文、项目而非教学，这也会导致老师、学校不重视对人才的培养，而学校、老师的第一和主要任务应该是培养人才。
现在，国家也意识到“唯学历、唯资历、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的危害了，从而提出要“破五唯”，但还是有些高校阳奉阴违，尤其还是唯论文、唯项目。
“假如最后证明，姜某某的确是因为‘非升即走’的用人政策而被逼上绝路，那么复旦大学，以及所有在实行“非升即走”式的学术压榨政策中尝到甜头的中国高校，都应该对这一政策进行反思和检讨——如果高校自身没有动力做这件事，教育行政部门应该介入并推动这一制度层面的检讨——这才是防止类似悲剧不再重演的该有的态度。”
学校不是市场，老师不是积分工具，请给老师“一张安静的书桌”吧，这样才能有安静的校园，才会产生更多大师。
ps：今天中午涛哥俺将发布一个视频谈谈自己作为一个大学教师的经历及对此事其看法，欢迎大家关注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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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上海某大学发生一起暴力犯罪案件。
虽然通报没有说明是哪个大学，也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原因，但网上已有很多内幕被曝出。
说这是复旦大学发生的事，说是因为该教师非升即走考核不通过而行凶，被害对象是当时宣布解聘他的学院书记。
还说该教师其实非常优秀，是复旦大学第一届校长得主，是数学博士后，sci高级论文发过多篇，国家级项目也拿过。
当然这些说法现在都还是网上爆料，一切真相还有待警方调查公布；当然，无论如何，我们应该首先谴责凶手，无论如何理由都不能行凶作恶。
但之余呢？之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多些思考，尤其是一些大学该多些反思，反思为何这样一个优秀的教师会成为凶手。
首先，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心理健康，不仅重视学生也应该重视老师的心理健康。
现在很多老师都或多或少有心理问题，而心理的负面情绪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排解便会通过其他途径发泄出来。
“这个问题真的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再不能视而不见了，如果我们还不大力培养心理医生，只怕心理疾病会毁掉更多的优秀人才，提琴家宋晓晨因为抑郁症已经选择轻生，现在复旦博士后姜文华也因为心理疾病而选择夺去另一个人的生命。”
另外，如果爆料属实，我们也应该反思“非升即走”、“末位淘汰”等高校考核机制。
为什么现在很多老师有心理问题？为什么昨天该新闻爆出来后很多高校老师也在感叹自己压力山大？就是因为“非升即走”、“末位淘汰”等高校考核机制某种程度上的不合理。
老师当然也需要压力，但很多高校实施的“非升即走”、“末位淘汰”、绩效积分等高校考核机制给老师的压力太大了。
学术尤其是一些基础科学、人文科学需要长期的投入才会有大的产出，需要“板凳做得十年冷”，而且产出也不一定明显，比如有些人文著作学术价值很难量化衡量。
而“非升即走”、“末位淘汰”等高校考核机制则将学术量化，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必须有很大的产出，否则就请走人，这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学术规律的也是没太有人性的。
这样做，既会让老师压力、情绪巨大甚至可能会像复旦博士后姜文华一样铤而走险，更会导致学术“短平快”，从而难以有重大的学术成果产生。
有论文指出：“在我国所有公立高校或公立高校所有教师岗位全面引入‘非升即走’制度显然是不恰当的，应在对高校资源配置方式、职责任务、服务对象进行定位的基础上，通过立法规范教师岗位的分类管理，从平衡校方与教师权利与义务角度构建高校教师非终身教职制度。”
著名宪法学者童之伟教授昨天晚上也在朋友圈发文疾呼：我国高校“非升即走”的做法不符合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本国情，弊端甚多，极不公平，属盲目学习西方的极端做法，我从来不赞成。有必要以具体高校为实例，详细剖析“非升即走”的弊端和它极端的不公正性。
而且，“非升即走”、“末位淘汰”等高校考核机制主要评价标准还是看论文、项目而非教学，这也会导致老师、学校不重视对人才的培养，而学校、老师的第一和主要任务应该是培养人才。
现在，国家也意识到“唯学历、唯资历、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的危害了，从而提出要“破五唯”，但还是有些高校阳奉阴违，尤其还是唯论文、唯项目。
“假如最后证明，姜某某的确是因为‘非升即走’的用人政策而被逼上绝路，那么复旦大学，以及所有在实行“非升即走”式的学术压榨政策中尝到甜头的中国高校，都应该对这一政策进行反思和检讨——如果高校自身没有动力做这件事，教育行政部门应该介入并推动这一制度层面的检讨——这才是防止类似悲剧不再重演的该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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